第18章
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“赫尔曼先生”和安德烈十分相似。他出生在德国，但精神上属于俄罗斯。他比安德烈幸运的地方在于，有那么三十多年的时间，他的故乡和他的精神故乡部分重合，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这种运气。他的朋友都叫他“米卡”，在克格勃的圈子里，他也一直用这个表示亲昵的俄语名字。你知道他的父母都是激进的左翼人士吗？一个是排版工人，一个是报纸编辑，纳粹党刚上台不久，他们就带着儿子逃往莫斯科。他跟《明镜》谈过这件事，1994年，还是1995年，差不多就是那几年，那是他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接受媒体采访。大标题，《你好，米卡》。那张军情六处费尽心思也拍不到的脸，大方地印在内页，彩色的。
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亲眼见过“赫尔曼先生”的西方情报人员，应该就只有莱纳，如果他能算得上情报人员的话。第二次和科里亚见面的时候，他一字不差地复述了安德烈精心编织的虚假信息：桌子上的无线电技术手册，衣柜里神秘出现的信号兵制服，还有忽然上门拜访安德烈的陌生人，穿着便服，但口音听着像美国。

与此同时，驻柏林美军大张旗鼓地越洋运来雷达设备，在汉堡港卸货，装上火车送到柏林。安插在码头工人和铁路搬运工之间的耳目同时向克格勃报告，美国船运来了大量疑似无线电收发设备的装置，还有电缆、线圈和荧屏，种种迹象都明确指向雷达站。1954年年初，斯塔西第二司——他们的反间处——往安德烈的文件夹里加入了一个新的子文件夹：莱纳·沃格尔，24岁，中学学历，苏联使馆的德语翻译。与安德烈关系亲密，目前处于斯塔西和克格勃的控制之下。斯塔西给莱纳的代号是“海伦”，八成是个故意的玩笑。

一个阴郁的周六早晨，有人敲响了莱纳的门。邻居大都已经搬到西柏林去了，这层楼只剩下他和一个在商店当售货员的女人。莱纳瑟瑟发抖地从被子里爬出来，套上毛衣，出去开门，以为是邮差，想把送不出的信暂存在他这里。但门外不是邮差，是两个板着脸的壮汉，没穿制服，但从站姿看来就像士兵。他们给莱纳五分钟换“外出的衣服”，一前一后押送他下楼，塞进一辆运送果蔬的小货车里。

货厢壁没有开口，莱纳靠在冷冰冰的铁板上，什么都看不见，无助地随着车的颠簸而晃动。他原先以为又要去见科里亚，但车的行驶时间远远超过了去玻璃工艺品店的时间。大概二十分钟之后，货车的晃动变得更频繁了，似乎开上了郊区小路。几次转弯之后，毫无预兆地停了下来，铁栓哐当一响，货厢门打开了，光线刺眼。一只手把莱纳拖了出去，推过狭小的花园，塞进客厅里，门关上了。

壁炉熊熊燃烧，从莱纳站着的地方都能感觉到热气。一个人从摇椅上站起来，冲莱纳微笑。这个人又瘦又高，令人联想到发育不良的杉树。脸色苍白，好像长期挨饿，而且患有某种并不致命、却不容忽视的寄生虫病。他绕过沙发，过来和莱纳握手，掌心意外地温暖。

“原谅我的下属，沃格尔先生，我叮嘱过他们，这不是逮捕，是邀请。他们没听进去。”陌生人声音缓慢轻柔，没有明显的地方口音，年纪和安德烈相仿，那件灰色菱格毛衣让他看起来略微年轻一些，像个羞涩的文学院毕业生，“我的名字是赫尔曼，你见过我的朋友科里亚了。”

我知道你，你杀了我的哥哥。莱纳点点头：“你好。”

“坐下，沃格尔先生，您冷透了。我给您准备了茶。”

大块松木在壁炉里噼啪作响，暖意像厚毛毯一样卷着莱纳。他陷进沙发里，看着那个吸血鬼似的斯塔西头子把热茶倒进瓷杯里，捧着茶壶的手如同一只扁平的灰白色蜘蛛。房子里很安静，似乎没有别的活物住在这里，一道楼梯往上通向阴影。

“我一个人住在这里。”赫尔曼说，显然留意到了他的目光，莱纳收回视线，觉得有些尴尬，“郊外的空气对我的肺有好处。”